|
|
|
| |
| 拯救与沉沦（上）——试评基督教对西方中世纪文化之影响 |
|
|
|
|
内容提要：基督教自诞生之初，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而言，在西方历史上都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截至文艺复兴前夕，已经堕落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尽管这渊薮里也孕育着新文明的种子。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基督教背负着“拯救”世人的神圣使命，却日渐“沉沦”为迫害民众的冷酷凶手？本文系统考察了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之影响，试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之间给出一种较为辨证的解释。
关键词：基督教 西方 中世纪 文化 信仰 理性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
“西方”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既有其地理的内容，也有其历史的背景，更有其宗教的意蕴。“西方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概念出现于古罗马帝国晚期，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各自为政，导致了东罗马与西罗马并存对峙的局面，而方兴未艾的基督教会也因帝国分裂而逐渐形成了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两大派系，后来分别发展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因此“西方”一词在中世纪实际上是指曾为西罗马辖地的西欧，而西方文化也主要指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只是随着近代西欧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泛辐射，“西方”及其文化概念才日趋扩大。可见“西方”一词从内涵到外延都与欧洲中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它反映了基督教的诞生及其在中世纪所达到的鼎盛。毫无疑问，在欧洲中世纪得以奠立的西方文化按其本质，实与基督教有着深刻渊源。
“中世纪”一词则最早由15～16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家比昂多等人提出，他们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并认为自己所处时代是这一古典文化的复兴时代，因而称古典文化结束至其“复兴”之前的这一时期为“中世纪”，意即“中间的世纪”，代表着古典文化的中断和文明进程的陷入低谷。17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弗·凯列尔开始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这样三个时期，“中世纪”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表述逐渐被史学界采用，现今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历史概念，一般指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至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欧洲历史，尤以西方历史为侧重。
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学者习惯于将欧洲中世纪描绘为“黑暗的”、“野蛮的”和“文化倒退的”时期，从而形成了中世纪即“黑暗时代”或“野蛮世纪”之说，将这段历史发展理解为“人类的灾难”，并将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自19世纪中叶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之后，有的文化史著作或则从古希腊一下跳到文艺复兴，或则只用几页篇幅就把这1000多年的时光打发掉了。这种偏狭的见解，必然妨碍人们对欧洲中世纪社会发展及其文化现象作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实际上，基督教自诞生之初，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而言，在西方历史上都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截至文艺复兴前夕，已经堕落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尽管这渊薮里也孕育着新文明的种子。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基督教背负着“拯救”世人的神圣使命，却日渐“沉沦”为迫害民众的冷酷凶手？本文系统考察了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之影响，试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之间给出一种较为辨证的解释。
基督教之所以得以创立，离不开罗马帝国中晚期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公元1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帝国几乎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各地，版图空前扩大，手工业与商业也有相应的发展，首都罗马成为空前繁荣的城市，从而在经济上把很大的范围联系起来了。然而帝国内部统治者的权力斗争和民族矛盾非常剧烈；统治者之间勾心斗角，当朝的帝王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民族起义也此起彼伏。政治上的不安定状况，十分突出。在社会如此动乱的日子里，奴隶和处于中间地位的自由民、农民、被释放的奴隶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奴隶主的日子也不好过。因此，社会的不安宁给予了宗教产生、发展的温床，特别为那种能包纳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普世宗教的诞生提供了机缘。恩格斯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恩格斯接着说：“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2页）。
基督教的产生，不仅依赖于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其自身的思想来源。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罗马帝国境内流行的一些社会思潮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正如威利斯顿·沃尔克所说，基督教进入的并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当其兴起之时，人们头脑中已充满着关于宇宙、宗教、罪、赏罚等种种观念。基督教不得不对付这一切，也不得不适应这一切。基督教不可能建立在处女地上，而必须将已经存在的各种思想作为材料构筑自己的体系。在基督教的起源和形成中，它直接继承、保留了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诸多因素，深深受到了希腊化时期地中海世界盛行的希腊文化及随之而来的罗马文化的熏陶与濡染。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可追溯到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古代波斯文明，而在其产生和形成过程中，又直接地受到当时流行的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主要是古希腊晚期和罗马时期的斯多葛派、犹太—希腊哲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就此指出，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产生的。
由此可见，基督教正是融古代的伦理和教理于一身，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由于基督教代表着人对上帝的信仰和皈依，它以一种普遍的至高信念，构成一种上帝、世界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人、神分别在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它通过传教的方式最终把强调个性的希腊文化，强调国家、军团和法律的罗马文化和强调血缘、家庭的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基督教文明的时代特征。当然，社会的基督教化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教会在最初并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但是，因为宗教的超越性，以及教会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善于吸收希腊、罗马文化的精髓，基督教渐渐使自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正是在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哺育下，西方由野蛮逐渐进化到文明。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全力承担了挽救与传播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从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形态来看，军事上强大的日尔曼人虽能破坏一个新世界，但因其文明进程上的落后无力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基督教既能扬弃古希腊罗马文化，又能创立一种承前启后的新文化，于是新的统治者在征服西罗马的同时也迅速实现了对基督教的皈依。这在客观上为基督教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提供了方便。基督教在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引入了古典学术，并使古典学术在基督教神学的光环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幸免于难。
在那文化荒芜的时代，教士成为惟一有文化的人。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修道士们做了许多搜集、保存、抄写书籍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修道院逐步建立起藏书室或图书馆，主要是宗教典籍、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及其注疏本、圣者的传记、教堂礼拜用书、拉丁文教科书和文法书，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拉丁文古典著作和希腊文著作的译本。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道院的修道士也从事一些编著活动。如中世纪前期的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也是从修道院产生的。修道院还兴办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教师由修士担任。在中世纪初期，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中心，它通过保存希腊、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如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著作，以及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累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等等，使日耳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对此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指出：“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基督教会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种子，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其次，基督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西方以基督教为纽带融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早在罗马帝国凭借武力征服了古代众多民族之后，帝国统治者便意识到迫切需要一种世界宗教来调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此，当权者曾修建万神庙来供奉本族及其帝国范围内其他民族的神祗，然而随着这些古代民族在罗马帝国中的衰落，其民族宗教也一同消亡，由此证明了世界宗教不可能靠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宗教却在融合东方与西方神学、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悄然兴起，马克思分析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335页）。在基督教历史的最初三百年里，教会有时受到了酷烈的迫害，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不够及时，而且时断时续，也未能覆盖所有的地区。大迫害造就了一大批殉教烈士，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也促使逆境之中的教徒们更努力地传教，结果反而增强了教会的地位。此外，基督教主张忍辱负重、与当权者合作，这些思想的政治意义和实际作用逐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认识和看重。随着基督教信徒的日益增多及其在帝国全境、尤其在王公贵族和罗马军队中影响的迅速扩大，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到4世纪末叶，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他宗教被宣布为非法的信仰。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对教会严加控制，使它转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教会的教义、宗教活动、人事、经济都必须听命于皇帝。同时，由于大批富人涌入教会，基督教发生蜕变，使得原始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日渐淡漠，而那些固有的消极因素则得到了强调。基督教渐渐成为帝国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教阶制的建立实际上是罗马帝国世俗官僚体制在教会中的反映，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的诞生，足以说明基督教为罗马帝国辩护所作的努力。尽管基督教和罗马权贵最终未能挽救帝国的衰亡，但是它以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形式取代或同化了古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中世纪社会提供了生活的模式和思维的方法。其中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地中海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述和理论体系虽然仍折射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余辉，但在整体上已顺利完成了西方古代文化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消融和扬弃，从而使基督教文化体系得以基本定型，后来并通过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影响到西方近代史的开端。
当日耳曼人的铁骑横扫西罗马帝国大地，大部分罗马知识分子或随帝国官僚机构一起被消灭，或因惧怕日耳曼征服者而隐匿乡村。然而新当权的日耳曼统治者文化素质十分低下，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样，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惟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很快承认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并开始向那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随着基督教在这些日耳曼王国中的传播，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日耳曼人，一方面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第278页）。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是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派教会在西方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
随着日耳曼人王国纷纷皈依罗马基督教，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对情绪，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融合，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以及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通婚，还有语言的融合。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以后演变为法语）；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日耳曼人王国中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转入了中世纪文明的轨道，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短的一两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从而推动了西方历史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西方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只有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世界其他的文明区别开来了。
第三，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并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世纪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修道院制度在西方的发展分不开。西方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诺森布里亚在7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在西方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利用各地教士，把被墨洛朝君主们所舍弃的古代文化知识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搜集、抄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一些修道院和教堂还设立了手抄图书馆，他四处罗致学者，通过他们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收徒授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堂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很快兴起了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史称“加洛林文化复兴”。这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方大陆，并为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评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至公元10世纪，热尔贝主教保存并巩固了查理曼时代的学术基础，同时引进了东方世界的科学和思想方法，有学者称这一事件为“鄂图文化复兴”。
随后的12世纪文化复兴是继9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之后西欧文化发展的又一次高潮，它直接促成了13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鼎盛及其思想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首先表现为文化教育的复兴与繁荣。12世纪前后在欧洲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大学，这些由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形成了基督教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却也孕育了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其次，12世纪文化复兴的另一大特点是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11世纪以来形成的经院哲学，由于未能从希腊哲学中直接吸收丰富的材料，其内容尚显单薄。随着12～13世纪翻译运动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主义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而同时期城市大学的兴起，恰好又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场所或条件，经院哲学终于获得了蓬勃发展。英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撰有《论政治家》和《论逻辑之重要性》，这两部书是12世纪文化复兴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它们体现出当时较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这位主教还在中世纪率先提出了社会生活中个人精神自由的问题。在此，人的本性与社会存在应如何达到统一和协调的问题，遂构成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生目标乃追求“至善”，个人精神自由应与此吻合；而社会法律亦服务于此，它维系着社会公义之存在，对人们偏离或违背其正确目标的行为加以警告和惩罚。这里，人性与法律都体现出理性的原则，所以他提出个人精神自由与社会法律及公义在理性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主张，倡导现实生活中政治和哲学，个人意志与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这种思想追求对中世纪个人灵修实践和社会改革活动都有过直接影响，并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而被14～15世纪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和发扬。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