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法律都有约束职能，前者是约束人的思想，后者是约束人的行为。 特别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和法律都具有阶级性，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不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文化－我们姑且称它为“非主流文化”－只有三种下场：被硬性或软性地消灭；被排挤成为一小撮人发泄不满的形式，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壮大，革命，成为主流文化。
在中国，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时间最长的文化是封建文化，而其中最有势力的思想莫过于儒家思想。从汉代到清代，儒学一直被尊为圣学，直到现在还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影响。
儒家的治国思想，看过《中庸》的人可能都注意到，有九条，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来百工，柔远人，怀诸候。其中没有明法治。通观《四书》，也大多说的是如何修身、善独，也就是教人如何学“好”，作“好”人、作“君子”，出了坏人怎么办，少有提及。宣教化，教人学好，总是放在明律令的前面。
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是讲人治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也就是说，管理国家要靠好人，谁选好人呢？取人以身。朱子《集注》上说，“身，指君身”，也就是皇帝来选好人。皇帝怎么选好人呢？那就要修道，要皇帝先学好，先成“仁”，然后选好人，然后“人存政举”。总尔言之一句话，遇上好皇帝，是一切一切的根本。遇不上呢？“国有道，不变未达之所守；国无道，不变平生之所守”（语见朱熹《四书集注》），反正不管皇帝、大人物有道无道，你一心一意作好人就是了。 这样的理论，皇帝、大人们岂有个不爱的？儒家一枝独秀上千年，并非幸至啊。
唯心、一厢情愿，这是儒家“人治”治国思想与生俱来的缺憾。偏有一批吃不饱、穿不暖，又有一肚子怨气的“刁民”，你要他学“好”，岂不是让他画饼充饥？再有那些贪欲横流的一班人，你让他学“好”，误他升官发财，岂不是与虎谋皮？也只有李丰这样，丰衣足食，又自知没什么大出息的人，才会敬受教。所以多少封建王朝，都是盛极而衰。开国时，前朝殷鉴尤存，皇帝、大人物大多小心翼翼，政治清明一阵子。到后来，财主要发财，当官的要升官，老百姓要吃饭，阶级矛盾一天比一天严重。最高统治者又偏是世袭制，好坏就这么一个。（整天锦衣玉食，好得了？）贫生富，富生骄，骄生淫佚，骄奢淫佚，于是革命，于是打仗，于是再来一遍。大家如有兴趣，看看《资制通鉴》的宋、齐、梁、陈书就知道了。南方政权如是，北方政权也如是。南北朝时间不长，但浓缩了整个 封建社会的兴衰。
法治有中西两版。中版出现较早，是由战国时韩非等法家提出来的，主张法（政策）、术（任免官吏的手段）、势（君主的地位）三者结合。要求以法治国，即规定明确的法律，公布于众，法要统一、稳定，并适时修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西版是由康德等人提出的，即法律至上，制定宪法，“三权分立”，从法律上保障公民自由权利。
法治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但细一考究，还有问题，因为首先法律有其阶级性，社会有其不平等性。揭开“平等”的面纱看一看，实质上是维护统治者的即得利益，是维护社会现状的。在中国，统治者根本不愿去与庶民平等，所以法家根本就没怎么行得通，基本上是作为儒家的补充。在外国，资本主义法治很行得通一阵子。特别是富国，比如美国和西欧。有了钱了，分给穷人一些。你不穷，不饿，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你总不好造反。福利社会与法治相结合，真是“善莫大焉”。但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穷国就远没那么幸运。没钱分给大家啊，有钱大官们还抢不过来，岂会给你？所以老百姓还是要造反。老百姓难道真在乎你枪毙了多少贪官、多少大人物下台？真的，但要在吃完饭之后。不给饭吃，再怎么平等，也是饿，还是要造反。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也是与以往所有阶级社会形态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统治阶级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因此，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才是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保护老百姓的。但正由于统治阶级是广大人民，在利益分配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统治阶级必然会比资本主国家的统治者清贫得多。也无怪乎一些人总觉不出当家作主的味道来，大家都是主人了，味道自然要淡些。但无论怎么说，从社会形态上来看，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清除掉封建人治残余。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便是在这个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这时候如果你要她一下子建设法制国家，无疑等于要在封建主义的土壤中种出社会主义的花来。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在现实生活中，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封建的东西不但没有消除，而且还在滋生。这些东西的消亡还需要时间。这是件很令人伤心的事，但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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