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象一枚邮票。带着使命走到了天涯海角……
记得第一次出国时，是去使馆做学习员,当时我20岁。一天晚上出门散步，走到一处高速路时，突然觉得这路特别象国内父母家附近的那条。恍惚间，似乎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家中的灯火。等醒过神来，心里也不知是个啥滋味……
后来留在使馆工作了。有一年春节，全馆的同志聚在一起看联欢晚会。那年晚会上推出一首新歌，叫《常回家看看》。一首歌还没唱完，竟有一半同志听不下去了。其实歌还可以，可那词确实不是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人能听的：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求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不就图个团团圆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回忆。比如申奥成功的那个傍晚（在北京已经是深夜了吧？），当萨马兰奇一句“BEIJING，CHINA”出口，全馆沸腾！大家欢呼着互相拥抱，探亲的孩子们举着小红旗满院子跑，办公室主任把自动天窗开合了三次，说是代表着“欢乐掀翻了屋顶”。大使第一个流下了眼泪。
我觉得，我就象信封上的那枚邮票，就算走到了天涯海角，可一颗心，却永远停留在那个角落里。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干部司工作。虽然暂时脱离了外交一线，但因为工作关系，我听到过许多一线同事的故事。
有一位老同志，长期在国外工作，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夫人一直无法随任，儿子都26岁了，可夫妻俩团聚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五年。有一位年轻同志，入部后不久就去常驻，当地治安情况不好，他到任不到两周，却被匪徒抢劫了三次。机关党委的一位处长对我说，有位记者来采访符华强同志，当时在座的还有相关司、处的几位领导。记者问，在和平年代，你们外交部象符华强这样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也不多吧？大家都笑了，因为事有凑巧，那天在场的人－－包括那位处长本人，都在战乱地区工作过。最普通的，还有我一位同龄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一连数月见不到他的踪影，以为他出差了，可一打听，才知道因为工作太忙，他十一、二点钟以后回家已经是常事。
是啊，常事，对这些同事来说，朝乾夕惕、聚散离合、甚至枪林弹雨，都已经常事了。谁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和人讲起来时，也半点不带骄傲，而只似乎在讲一段趣闻。外人总说“外交官头上的光环”，可要我说，外交官的头上本来是没有光环的，不过汗水流得多了，反射出阳光，于是光彩夺目！
我听说，古时候干将铸剑，终以身殉，剑乃成；我还听说，我们的一位参赞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临近调回，却旧疾复发，英年早逝。前者有投身以火的壮烈，而后者有蜡炬成灰的感人。因挚爱之，故以身殉之，这便是奉献的最高境界。我时常提醒自己，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个的案子，而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为了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别娇妻、离爱子、献青春、献终身的人。他们也许将自己的奉献、牺牲视为理所当然，那是因为他们人品高尚；而我作为一名人事干部，如果也视其为当然，那就是忘本了。我深深爱上了所从事的干部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对象、我的同事们太可爱了。能把青春献给我们的干部工作，我觉得值。
我到干部司工作以来，最高兴的事就是接待来反映情况的同事，因为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最别扭的事是有时被人家半开玩笑地称为“干部司的领导”。每次听到这种话时，都尴尬得要死，不怕笑话，总觉得能钻到桌子底下才好。怎么说呢，人家有谦和的胸襟，可我自己却始终没有妄自尊大的勇气。在“树组工形象”活动中，提出了这样几项要求：“对人公正，对己清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可在平时工作中，我倒觉得不一定非要平等，宁可把自己放得低一些，因为我们低了，同志们就高了；同志们高了，就说明干部工作做好了；工作做好了，我们这些人在同志们心目中自然有应得的地位。
回国两年多了，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十年前在国外想家的青年人，也许，我这辈子都是。因为，我是一枚邮票，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管到什么岗位，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一颗心都永远在那个角落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