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外国文学史”时，被老师“逼迫”阅读《哈姆莱特》，并写了一篇读后感，表达了一些浅显的思想，望诸君给予点评。
(一)哈姆莱特悲剧的根源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哈姆莱特的思考正道出了人类痛苦的根源。死亡是人类不可抗拒的结局，该怎样活着就是人们在有生之年最有意义的思考，而伴随这种思考而存在的，就是对命运的顺从。无畏者如哈姆莱特也会思考“死了是否就会一了百了”。
存在主义的代表者萨特有句名言：“人能实现多少自己就是多少。”口气竟是那么的无奈，庄子更是认为，人应无为而活。与之相反，贝多芬却以高昂的旋律谱写“命运”，以“欢乐颁”祈祷人类大团结；莫尔则为人类营造“乌托邦”的梦想；鲁迅先生则在“彷徨”中“呐喊”，鼓励国人勇敢的面对人生，面对命运。从其结局来看，最终为父报仇的哈姆莱特显然是属于后一种。
哈姆莱特的形象常常是人们谈论这一悲剧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个人物既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崇尚人的理性的特征，又有宫廷贵族后代悲观、忧郁的消极一面。在面对死亡时，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一面令其勇于走出黑暗，面对人生，而悲观的一面则让他对摆脱不了死亡的恐惧而痛苦万分。尽管哈姆莱特最终选择了勇敢面对，但死亡最终还是降临在他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至始至终困扰着他。 历史的发展最终也选择了勇于前进的资产阶级，但也没能解决人们面对命运时的痛苦和恐惧。这是哈姆莱特的悲哀，更是全人类的悲哀。
在文学史上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爱情、战争和死亡是文学的三大主题，死亡是人类不愿面对但又不可逃避的结局，古今中外无数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神学家都对死亡做出了自己的阐述，中国的诸多帝王们更是痴心妄想着长生不死。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第一个对死亡做出如此生动而又深刻的产生的作家，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极度矛盾心理在哈姆莱特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哈姆莱特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胜于其与雷欧提斯的决斗。莎翁最终让哈姆莱特选择了勇敢地面对死亡，向人们表达了生命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人最终是要死的。哈姆莱特的这种精神为人们称颂不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精神不正是出于面对死亡，面对命运的无奈吗？与妻子死了，“鼓盆而歌”的庄子相比，与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的叔本华相比，莎翁在《哈姆莱特》里所展现出来的思想不过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呐喊而已。
历史发展至今天，尽管人类文明已经大大超越了莎翁所处的时代，但“活着，还是死去？”这个问题仍然继续困扰着人类。这是哈姆莱特痛苦的根源，也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二) 《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
作为一部伟大的著作，《哈姆莱特》如果仅仅展示了哈姆莱特的个人品质，那么其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哈姆莱特》也就未必比琼瑶的爱情小说高明多少。正统文学相对于通俗文学，其优越之处往往就在于立意的高度上，在于对历史、对时代、对社会的表现和剖析上。
《哈姆莱特》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宗教禁锢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式贵族们由文艺开始了统治世界的历程。
哈姆莱特说：“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善恶的，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这显示了资产阶级期待从思想观念上打破旧时代的道德封锁，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的要求。
《哈姆莱特》向人们推出了一座黑暗缺乏生气的古堡。古堡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古堡的上空飘荡着悲怜的鬼魂，这座古堡正象征了黑暗的中世纪。年轻的哈姆莱特从古堡里走出，仿佛一道闪电，划破了漫漫的长夜，让黑暗无处遁形。然而，哈姆莱特并非《伊里亚特》中阿喀硫斯般的英雄，他的性格是那样的柔弱，有时甚至表现的像一个懦夫，尽管他的灵魂是那样的高尚。在哈姆莱特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革命带给革命者的阵痛，或者说是变革的历史赋予先驱者们的巨大压力。在哈姆莱特举步维艰的复仇历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文主义从黑暗的中世纪慢慢走向历史舞台的艰难步履。
与几乎同时代的堂吉诃德相比，哈姆莱特缺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好做好动的活力，在与黑暗势力的决斗中一再地思索，一再地犹豫，同时又一再地地寻找诸如国王的的罪恶还未证实，罪恶的国王还在忏悔之类的借口。直到理由找完，退路退尽之后，他才不得不亮出复仇之剑，挑开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幕，将思想在血泊中付诸行动。
相对哈姆莱特来说，堂吉诃德显得更纯粹些，更理想化些。这位到处惹事生非的“骑士”并没有哈姆莱特那般深邃的思想，然而，他却有着哈姆莱特最欠缺的执着，对于自由，对于正义的执着。他对苦役犯表示：“打倒强暴，拯救苦难，这是我应尽的天职。”他对桑科说：“自由是天赐给人的许多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地下和海里所藏的一切宝贝都不能与它相比，为了自由，正像为了荣誉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牺牲生命。”同作为人文主义的代表，哈姆莱特是一个思想上的先行者，而堂吉诃德更像一个行动上的先驱者。
《哈姆莱特》的笔调是凄凉而壮烈的，以黑暗的古堡来喻示旧时代的沉沦；《堂吉诃德》则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正直无比的骑士的荒唐举动来嘲讽现实的荒诞不经，他从财主的皮鞭下解救出一个牧童，但一转身牧童便又遭到了更残酷的毒打，他从铁镣下释放了一批苦役犯，但他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便被释放了的苦役犯打得头破血流。究竟是一次又一次让读者们大笑不止的堂吉诃德可笑，还是现实本身可笑呢？堂吉诃德把这一切的荒诞不经和颠倒混乱的现实归咎于一群魔法家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假如他发现了现实的荒诞并以同样荒诞的方式嘲笑现实的话，那么，他身上所有的滑稽可笑的喜剧因素就全变成了现实世界所有的悲剧意味。顺便提一下，本世纪中叶崛起的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就是这样起步的，我国著名作家王小波的著作《黄金时代》也正基于这样的悲剧意味而产生的，只不过主人公不是天真的孩子，而往往由迷惘的青年或悲哀的成年人扮演罢了。
屠格涅夫说：“我感到《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同时出现是值得注意的。我觉得，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莱特。诚然，现在哈姆莱特比堂·吉诃德要多得多,但堂·吉诃德也还没有绝迹。”
《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一则以悲剧，一则以喜剧来新旧时代的更替，表现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而在其主人公的塑造中，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行动方式，甚至在思想上也大不相同的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却具有同样伟大高尚的心灵，共同发出了人文主义的呐喊。可以说，两部伟大的著作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的历史画卷，共同构筑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从此，人们才从蛮荒和愚昧中迈向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三)哈姆莱特和贾宝玉
对于擅长悲剧创作的西方作家们来说，《哈姆莱特》其实并不能算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至少在其结局上来说，正义得到了捍卫，邪恶得到了惩戒。相对于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变形记》，威廉· 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来说，哈姆莱特的悲剧色彩只是小菜一碟。而在缺少悲剧的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这悲剧的中心人物，与其说是枉死的林黛玉，不如说是由大荒山上的顽石幻化的贾宝玉。因此，对比中西方文学史上两个悲剧性的文学形象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面对死亡，贾宝玉和哈姆莱特一样，做过深入的思考。书里是这样描述的，在听到黛玉的《葬花词》里的：“侬今葬花侬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时，宝玉“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花撒落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断肠；既黛玉终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性？----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
同是对死亡的思考，哈姆莱特的思考过程和结果与宝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整个思考过程充满了激烈的矛盾斗争，后者则是单一的的类推；前者的思考重心是“人是否应该在命运的摆弄下碌碌无为”，后者的重心则放在“死了就灰飞烟灭”之上；前者在思考后最终奋起反抗恶势力，后者却最终遁入空门。对于这种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仅仅从两人的性格差异来论述，显然是肤浅的。
王国维在批判中国文学时曾说过：“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此点与鲁迅先生对大团圆结局的深恶痛绝不谋而合。事实上，中国人的这种乐天精神比起西方文化的悲剧精神更具悲剧色彩，因为它来自于对命运麻木不仁的顺从，而这种顺从的态度正是来自对死亡的恐惧上。所以王国维极力推崇散发着悲剧色彩或体现悲剧精神的词作剧作和小说，所以鲁迅先生总是以一种苍凉的笔调来鼓励国人勇敢地面对人生，面对死亡，面对命运。而宝玉在其精神尺度上，正是一个由悲观激发勇气的勇士。他无视于一切腐朽礼教，不屑于仕途经济之学，他倾力保护可敬的晴雯，对不被庸俗的世人认可的黛玉更是倾尽身心地爱着，他甚至随时准备死亡，准备为一干可歌可泣的大观园女儿们“灰飞烟灭”。对于陈腐的封建礼教，贾宝玉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并且这种反叛，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人性意味，当然，也更具有悲剧色彩。
如果说哈姆莱特的悲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的话，那么贾宝玉的悲剧则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彻底沦落。哈姆莱特的反抗最终是以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人性的觉醒，而宝玉的反抗却无力改变些什么。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时代的不同和历史进程的差异。在《红楼梦》的第五回中，警幻仙子就宣告了结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种意境正是以曹雪芹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末世即临的慨然长叹，这种末世感，正是基于对封建时代已经无可救药即将消亡的的敏锐知觉，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种种弊病痛心疾首而又无计可施的感觉。后来历史的走向验证了这一感觉。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作为东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作家，都敏锐的预计到旧时代的行将结束，只是对于莎翁来说，新时代即将到来，对于曹雪芹来说，黑暗的时代还未结束，民族也将继续沉沦，这也正是贾宝玉比哈姆莱特更可悲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