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48年。
北京或上海。
整个中国沉浸在愤怒与哀伤之中。喧嚣都市的偏僻小屋内，一个来自湘西的青年，固执地编织着他的梦。
他放过了“妇女问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等等时代重大主题，他没有自己的《祝福》《阿Q正传》又或《子夜》，因而他被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家非常合理的误解了：他是文体家，而非思想家；他是乡土的，而非时代的；他是少数民族的，而非人类的。
所以沈从文的世界永远是寂寞而清凉的，即使面对钟爱他的读者也仍然要说一句：“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素，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专业人士，总要各取角度、自执观点，从种种地方去误会沈从文，把他的作品或捧入庙堂，或贬入泥塘。然而小说创作是作者精神活动的一部分，所谓纯客观的分析是没有说服力的，而小说的本体批评及手段更近乎数学游戏。
因此，与其在象牙塔中苦苦求索，不如退回到他笔下那一个个真实的梦境中去追寻他寂寞的灵魂。
（一） 清凉的梦境
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我以为便是极诗意的讲述在他魂牵梦萦的湘西山水间发生发展的人与事。一切地笑与泪于是皆成了用小说形态完成的诗篇。即便是描写生命挣扎的粗犷线条同生命泥涂的险恶陷阱，沈从文也以其特有的文字魔力使之化为美的图画；更何况那些兼有《诗经》原生态气质和《楚辞》行云流水般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沈先生这类小说，如假造物之妙手为我们捕捉到那一个个纯美的令人心碎的清凉梦境。
沈先生并非粉饰现实的一人，《从文自传》中的“清乡”“奸尸”，《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寓言式”的死亡，《柏子》中“丑的努力”“神圣的愤怒”，就来最最优美恬静的《三三》中也体现着生命的“无常”。然而所有这些情感的流露又都是舒缓、温和的，体现出作者“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的疯狂”（《看虹摘星录·后记》）。
以《柏子》为例。
沈先生在这篇小说里并不是要塑造“柏子”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也并非要纪实一种旧生活场景或编织一个纳入深深深深寓意的故事，沈先生所要完成的，是关照“柏子”一类人的生存状态，是籍着一个人丑的努力与神圣的愤怒来表达他对“柏子”们压抑人性的呼吁与同情。这其中，又包含了一个作家伟大心灵中对平常小人物在特定条件下所作一切事情的深切理解、同情与祈愿，以及对一切人性美丑模糊处的近乎诗意的关怀与再现。所有这些展现通过文字慢慢织成画图，犹如我们看见珂勒惠支或蒙克的某些作品；是一种丑的美、恶的美、变形扭曲的美。因为这种美里所要表达的不是别的，正是卑贱生命的努力挣扎。那悲伤中的快乐同重负中的轻松，叫人读来既惊心动魄又如芒在背。
再看他笔下的小儿女们。
无论《龙朱》《三三》又或是《边城》《长河》，个中人物无不是纯而又纯、美丽无忧的。在沈从文的刻意营造下，湘西成了充满牧歌情调水晶般晶莹澄澈的无垢世界。
把这世界表达的最为理想化的，当推沈先生早期的重要作品《龙朱》。
《龙朱》与其说是一篇爱情小说毋宁说是一个爱情童话。主人公龙朱有地位、有容貌、有美德，且健如雄狮，堪称完人。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对人的鉴赏能力和对优秀分子的热爱，缺乏对美的渴望，这个民族将毫无希望。一个民族首先需要的，不是至善至美的典范而是鉴赏能力。龙朱的族人固然不缺少这种鉴赏能力，否则他这样的典范也无从存在。但是，龙朱周围也确有一种惰性存在，使人们甘愿仰望而不去追求。碧落黄泉，谁与同在；高山流水，知音何处？
龙朱二十一岁，寂寞与骚动都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在矮奴的穿凿附会下，以歌为媒，狮子般的龙朱终觅到了不怕狮子的犊。黄牛寨主之女相貌如何？沈先生没有写——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宛如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象《三三》通篇也没出现对三三的正面描写——但我们可以想见，爱人所不敢爱、不能爱的她必然也是聪颖慧黠、妩媚灵动的。
这是个美丽而又美丽的爱情童话，它未必有，也未必无。
其实沈从文笔下纯美的湘西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小背景上看，地处川黔湘交界处的湘西兵匪连绵、抗战前后又曾爆发震惊全国的湘西事变；从大背景上看，沈从文整个文学生命正处在国内各种革命与战争频发之际。既然有革命和战争，文学自不免持刀披甲，或对丑恶、不公的现实呐喊（如左联作家），或向封建专制、军阀官僚宣战（如叶紫、沙汀）。可就在一大片刀枪中、呐喊中、牺牲中，一个行伍出身的青年不顾时尚地大写其美景入画的故土湘西。就连最可怕的大屠杀、最丑恶的奸尸，在他的笔下都让人感到灿烂生命之光照出的美丽。如异军般突起的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或凄清或野性或明丽或迷茫的梦境。这种文学选择注定了他走上孤独的道路，最终不得不选择半生沉默为代价来保全他的梦境。与世俗的靡靡之音、三角恋爱、女人胸腿文学相比，也许当时（包括现在）文坛更难容下沈从文的梦。因为高雅与庸俗本可共存，政治观点的异同也不足为怪，独难以容忍的是审美意识上的差异。
而沈从文恰是少数注意到在美学上重建中国新文学的作家之一。他对美的情感是从故乡山水中呼吸到的，是他直觉的沉淀。在沈从文笔下，湘西美的景与美的人浑然一体，如梦似幻。正是沈从文这些清凉优美的梦境，如涓涓细流渗过半个世纪的烟火气，滋养了五十年后新的一代作家。当人们不再拿笔当刀枪时，才能真正懂得梦境的美丽。也只有理解到这一点，才会珍惜沈从文，才能去体验他苦心孤诣地那些梦境。
（二）低回的挽歌
沈从文并不是一个超然的人，即使在他最具有恬淡色调的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现实的某种参与精神。在早期的积累下，沈先生开始在叙事文体上做了功夫，不单单是一改前期的杂芜和矫情，还开始学着把饱满的情感压缩到文字后面去，用朴素的笔调和游移不定的口气，表达出他对传统的湘西生活的复杂态度。
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开始“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者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长河·题记》）。在《萧萧》《会明》《夫妇》《丈夫》《贵生》等诸篇中，呈现出“乡下人”原有的文化存在方式与现代环境（因异质侵入或被卷入异质文化环境，其时间与空间与原有的时空异质）的脱节而发生的悲喜剧。
一方面，在这些人物身上，依旧保留着的原始文化孕育的善良、热情、诚实、质朴、雄强等道德形态及人格气质与经沈从文小说烛照的人性被异化乐的“城里人”的虚伪、自私、怯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同样由原始文化派生的理性蒙昧，导致“乡下人”无从发现自我生存处境的悲剧性质，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现实中，人性的“常”与“变”与历史的进退似乎在向背的价值取向上发展着。沈从文怀着疑惑和矛盾注视着这诸般变迁，在一个文学家的审美情感即对于“美”（在沈先生的眼中“美”即是“善”的一种形式）的锐敏倾心和一个现代人的现代理性之间，他终于难定取舍。于是，他笔下的这一类人看在我们眼里便陷入了“宿命”的凄凉由莫可奈何的不能理解的情绪之中。
像是《贵生》，他的世界就像一个随了自然季节更迭而延续的世界。春夏秋冬，贵生知道他份内该做该娱乐的是什么。他勤劳、不贪婪、知足知感恩、又有好人缘、凡事不过头、憨而不傻相，且暗恋着杂货铺老板的女儿金凤，从物质到精神，贵生虽不富有却也无往不宜，他应该而且必然会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一辈子过他那分安分日子，平静而满足。
然而一切都因为金凤的“克相”再加上大城市来得四爷、五爷，安排好的一切就全部化为了泡影。贵生最终的一把火烧掉了杂货铺和曾装载过他全部依托与希望的家，不知生死也不知所踪。这盲目刚烈的惊人之举自是一个完整贵生形象最末的有力的一笔，也是它似乎稍抹去了一点“宿命”的迷惘，然而惟其惊人，那“无常”的基调终不可改变。沈先生所作的，只是赋予了这种生命的偶然以一种忧郁的美丽，使一切尽可能的化解并掩映于“偶然”的跳跃生机中。由此可见，他在骨子里对这现实的种种不满与无奈，以及掩藏在他灵魂深处的那种落寞。
再来看《会明》。
虽然，沈先生笔下的“会明现象”只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士兵身上，但其意义却已溢出了会明身份所显示的范围。在一切时代转折或变动时期，犹豫时流所趋，人类原有的某些具永恒的东西事实上已经衰落。而人生的假想6又蒙蔽着人们的眼光，无从发现人生本质变异的时候，会明的悲喜剧就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仅止《会明》，沈从文笔下表现女性知识分子的《主妇》《如蕤》又何尝不是不是如此？只不过后两者上面更烙有沈从文写道都市题材时浸在骨子里的讽刺笔调罢了。
在晦明身上，沈从文倾注了更多的爱怜与悲悯，他的这类小说更倾向于揭示人类生存基本状况的“常”与人类丰富生存境遇进行的无穷追问和思考的“变”。
沈从文永远时恬然的，便即是面对梦境的幻灭，他所唱响的仍只是平静中愤然、凄厉的挽歌。沈从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现实苦难描述的同时心灵仍存着清凉的梦境。这使得他的作品内部产生了一种反差。他的文体是含蓄的，疏淡中透着意思抑郁，明与暗、清与浊、甜与涩，浑然交织在一起。
沈从文式的典型表达，是将愤怒同谴责化为诗意的标书，使作者的情绪沉潜在文字画面的背后，使生命之重化为让人一唱三叹的轻，使悲悯的大号化为悠远的洞箫。
以上，怕便是沈从文区别于许多与之同时代描写中国农村下层劳动人民作家的鲜明艺术特色。
（二）深沉的梦魇
沈从文写道湘西世界，编织他那或牧歌或挽歌的梦境时，笔下总有万种柔情。不过当他开始练习写作的时候，业已背井离乡，正日在北京城里讨生活，耳濡目染的多半是知识分子，以及少部分“上等人”。他耽于回忆的梦境，时间的流水淘洗出的是故乡世俗的那分美丽；等到惊醒过来，满眼却是丑恶的城市和丑恶的人们。这些污浊的现实如梦魇般横亘在他的眼前，不愿面对，又不得不面对。于是，在技术被文明异化得更为彻底得城市“高等人”“文明人”时，乡下人的沈从文已连悲悯都和同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弄。
沈先生这类作品不多，但笔力大都浑厚老辣，其中又以《顾问官》和《八骏图》堪称个中翘楚。
不动声色，皮里阳秋，臧否无相，波澜不兴。
《顾问官》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家散淡如水的叙述。它收发自如、融贯一气、流畅而无窒滞。沈从文作品中的顾问官形象，是放在湘西的驻防军乃至整个军阀混战的社会中来考察的。在表现腐朽与没落的同时，沈先生更突出了他庸俗的一面，借以烘托出更广大社会世相，倾向也变得较为含蓄。
顾问官是一个介于官僚与平民之间的“中间人物”，这种两重性，体现了作家的艺术追求与选择，使他既具备了揭露官场的一面，又传达了世俗社会的一面。于是，顾问官便形成了自己的处世方式，对掌权者的依附与对世俗人生、风土人情的适应。他是个集“智识阶级”、市民阶级与军阀附庸、贪官污吏于一身的人物，身份随处境不断变幻。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笔下的顾问官颇有些似鲁迅先生所谓的“二丑”式的人物。
小说的描写精到处在两个场面：师部花厅里陪伴达官贵人打牌，抽杠吃红，分一杯羹；吞声忍气，应付四方，即是话里有一根“刺”，他也用一个油滑的微笑，拔去了那根“刺”。另一幕则是在王屠户的桌案边，赵颂三又从达官贵人的帮闲成了市井商人间的“智识阶级”；他传播各种信息和见解，如鱼得水。沈先生在写《顾问官》时始终无诓言诈语，诡形殊状的描写，而是含劲蓄势、蕴力不吐。也正是因为如此，方显出沈先生大道无痕的浑厚功力。
如果说《顾问官》胜在雕刻人物惟妙惟肖，那么《八骏图》则在题旨的深沉莫测与技法的娴熟高超上达到了及极致。
《八骏图》全篇从性爱角度切入，一一展示了那些所谓“知识精英”的灵魂。教授们从“甲”排到“辛”，偏偏露掉一个“己”——亦即是达士先生自己。因此本篇讽人也自讽，剖人也自剖，“八骏”无一例外地落入了作者的视野，无一幸免。小说依次罗列了七名教授的性格思想，这本是写家大忌。然而沈先生靠着他多变的叙述方式和角度，使每个人都有了一种立体感，避免了行文的板结。他将各种性心理畸形纤毫毕现的展示出来，从容不迫地挖着文明人地疮疤。
当然，挖掘最深地还是达士先生。他使审判者，似乎在“八骏”之外，然而沈先生笔锋一转将他猛地曝光，取得了强烈地戏剧效果。达士先生不断地告诫，不断地对抗，不断地陷入，直至最后拖迟归期，承认自己也患了病。小说到后半段时，达士先生看似“完整”地人格一分为二，不管如何自我拯救仍难逃全军覆没地命运。
沈先生从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冲突入手，指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分子也和一个湘西普通农民一样，阻挡不住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所不同的是乡下人反能反朴归真，求得人性的和谐；而都市的智者却用“习惯”“道德”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住自己，拘束与压抑自己，以致变态，跌入更加不道德地轮回中。作品说，八骏们地出乖露丑，“应当由那个拘束人类行为，不许向高尚纯洁发展，制止人类幻想，不许超越世界世界，一个有势力地名辞负点责”。这段话透出沈先生于讽刺中寄托地高远人类。在他看来，性爱即人类地生命存在，是生命意识地符号，压抑性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伴而来地生命力萎缩地标志。由此，沈先生才提出从民族性重造和认得重造这样今天看来仍沉重非常的话题。
沈从文未曾名噪一时，却历半生沉沦。
沈先生的文章入风行水上，白云出岫，潜渊微澜，空谷足音。尤其是他盛年时期的文章，没有了早期的矫情与杂芜，亦有别于后期的过于艰涩，尚雕琢，真可谓是“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至，昏昏默默”。
这样的文字，也无怪那些急功近利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会接受不了。然而沈先生自己也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古诗的发展上，人物的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求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洛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是的，现在的我们已经懂得体验沈从文梦的精魂之美妙；也许未来某日，他的孤寂亦能因知音日繁而遂成往事，以逐云烟！
参考文献：
《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董易 《文学评论》1983年第六期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 三联书店1985年12月出版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赵园 《文学评论》1986年第六期
《沈从文传》（中译本）——金介甫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出版
参考文章：
《洞箫的悲悯与美》——何立伟
《主题的淡化》——蔡测海
《设镜》——吴福辉
《梦中的三三》——唐敏
《世道人生，尽在不言中》——吴秉杰
《面对现代性爱而展示知识者灵魂》——吴福辉
《时间的差异与贵生的命运》——范智红
《又读边城》——汪曾祺
——以上文章均见《沈从文名作赏析》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1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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